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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村主任挪用城中村改造款5000万元

文章作者:农业 上传时间:2019-10-12

一个村委会主任,借助城中村改造进行权钱交易、实现利益共享,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甚至更多。分赃的链条上,上至厅级、下到科级的党政干部均卷入其中。“小官巨贪”的问题,在太原市整肃城中村改造腐败的进程中浮出水面。“硕鼠”之患,如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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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基层“微腐败”依然量大面广,少数基层干部甚至由“蝇贪”发展为“巨腐”,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甚至过千万。一些窝案串案也不时发生,抱团腐败、一条龙式腐败现象仍存,令人震惊。面对艰巨繁重的“拍苍蝇”任务,必须多管齐下、惩防并举,既要痛下决心、严惩严治,又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经济参考报》今日起推出“蝇贪”上、下篇,以此提醒须斩断“雁过拔毛”的贪欲黑手,织密制度笼子,堵塞制度漏洞。

“小官巨贪”,不是个案。山西太原市查办的城中村腐败案件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以来,太原市共立查案件53件,涉及6个区的30个城中村,其中查处村干部案件34件,涉及54人(其中村委会主任24人、村党支部书记7人);已查结的城中村案件涉案金额近1.75亿元。

改造中的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廉园园 摄

记者近期在山东、河北、广西、陕西等地调研发现,多地针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开展的专项行动表明,基层干部“蝇贪蚁害”问题突出,呈现“雁过拔毛”易发多发量大面广、“小官巨腐”触目惊心、部分村街干部“黑社会化”等态势,其害如虎。

现状

“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在山西省太原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中得到有力印证。

欧洲杯下注网站,“雁过拔毛”现象普遍

“上下联动”牟利,村干部官商一体大肆贪腐

从2003年至2014年,11年间只完成3个“城中村”整村改造的太原市,今年实现了华丽转身:从3月至今,列入本年度改造计划的54个“城中村”,37个村已基本拆除完毕,41个村已启动回迁安置房建设。与此同时,太原市前三季度GDP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8%,实现逆势上扬。

从多地专项行动查处的案件来看,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交叉化特征,涉及领域宽泛,专项资金和津补贴是“蝇贪”高发地,“雁过拔毛”现象普遍。其中,涉民生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多发,需进一步加大查处与查纠力度。

城中村多邻近城市核心区,是城市扩张发展的储备空间,脚下土地寸土寸金,巨大的溢价空间成为利益各方眼馋的“唐僧肉”;从城中村改造到征地、拆迁补偿,再到修路、建桥,整个改造建设链条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无形中奠定了村官成长为“巨贪”的利益基础。

这些变化的出现,与反腐败工作的扎实推进密不可分。

国家惠农政策专项资金成为一些基层干部觊觎的“肥肉”。他们挖空心思,以虚开虚报等方式,冒领、骗取或套取种粮补贴、占地补偿等补贴资金,或者骗取新农合资金等。

2010年6月,时任北瓦窑村村委会主任的牛计娃,利用其协助政府对北瓦窑村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职务便利,代表村委会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城中村改造联合开发意向书补充协议,对该村所属土地进行联建开发。牛计娃及其妻子李润兰伙同村治保主任李海燕,副主任牛已生、李四全和出纳王建平等人,以前期开发费用的名义,收取该房地产开发商好处费500万元。

在山西省委高度重视、省纪委直接督导推动市纪委“三转”的背景下,太原市从坚决查处涉及“城中村”的腐败案件入手,深挖“城中村”乱象根源,清除“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绊脚石”,打赢了一场革弊立新的“城市革命”。

“蝇贪”主要发生在百姓眼皮底下,对群众利益损害最直接、群众感受最真切。2013年至2015年,河北一个设区市查办“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近300件,占全部案件十分之一左右。

2008年9月,山西世纪龙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杜卫东为了能够与小店区小店街办范家堡村签订该村“133”项目城中村改造工程协议及加速推进工程进度,先后3次向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润根等3人行贿234万元。

腐败不除 发展难为

山东省广饶县陈官镇杨桥村李玉峰在2001年10月至2014年12月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组织杨桥村虚报骗取2010年至2014年小麦、玉米、棉花等补贴资金20多万元,除分给村民外,部分资金用于支付村民生产小组组长工资酬劳等费用。

在复杂的利益分配链条中,村委会主任只是其中一环。在太原立案查处的53件城中村腐败案件中,倒查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失职渎职案件19件,涉及47人。案件背后不仅有监管职能部门的“支持”,更有相当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庇护,形成“上下联动”套取利益的格局。

一边是广厦万千、游园如画,尽显省城现代气息;一边却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城中村”乱象令人瞠目。

涉及民生领域和窗口行业的违纪违规问题多发。在广西梧州市,2015年至今年2月,在全市立案查处的522件案件中,涉及民生类资金的案件就有144件,占比近28%;其中,查处套取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案件44件,当地长洲区倒水镇马水村原主任对申请微型企业财政补贴的群众吃拿卡要,共收取好处费38万元。广西崇左市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排查出的1162件“四风”问题线索中,涉民生资金使用管理的540件,占46.47%。从以上数据看出,涉民生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多发,需进一步加大查处与查纠力度。

在万柏林区南上庄村案件中,不仅查处街道办、公安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违规摊派问题,更牵扯出主要厅局的副处级干部和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等共同受贿问题,14个涉案公职人员归属省厅机关、区属部门、街道办等机构;小店区红寺村案件涉及区国土、街办等多个部门共6人。

去年10月,刚刚入晋一个多月的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太原市南上庄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两重天”景象。令人不解的是,该村集体年收入700多万元,仅环卫岗位就有79个、年支出160万元,但花出去的钱好像打了水漂,没有换来整洁的面貌。

村干部随意处置、挪用侵占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在办理低保和危房改造等方面优亲厚友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双泉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荣和,于2012年至2014年在任期间,安排该村记账员通过做假账方式,将本该上交镇农村财务核算中心代管的村集体资金24.3万元,私自截留、坐收坐支。河北某县级市在城镇低保领域专项治理中,两个多月查办违纪案件22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0多万元。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村官成为地产商人“围猎”的目标,还有一些城中村干部亦官亦商、官商一体,利用手中职权玩“左手送右手”的游戏,侵吞集体资产。“小官巨贪”的典型之一史国民就同时拥有三个身份:亲贤村村委会主任、千禧集团董事长、宝瑞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实际掌控人,也正是这样的三重身份,为他侵吞集体资产、贪污挪用公款大开方便之门。

问题出在哪里?

“小官巨腐”触目惊心

症结

“由于我们的干部为官不为,导致清扫工也‘为工不为’了。”王儒林痛心地点出关键,“我们不能让省会城市1/3左右的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这样脏、乱、差的环境里!”他当即要求太原市从“城中村”乱象入手,查明背后的问题。

除了“蝇贪”扑面,“硕鼠村官”问题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也不断曝出。地方基层干部“小官巨腐”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村街干部胃口之大、贪腐数额之惊人、贪腐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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